浸大學者提倡:每年大規模篩查檢測學生抗逆力 找出有需要學生及早跟進
接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座教授黃富強認為,近年社會對精神健康的意識已明顯提高,相信情況仍持續主因,是疫情中成長的學生抗逆力不足。他研發量表,從六個向度檢測抗逆力水平,並於早前公開問卷,讓學生和成人可在網上即時檢測。他認為處理學童精神健康問題需要結構性改變,提倡在學生成長的關鍵年級作大規模篩查,及時跟進,「學童保健、牙科保健小學就有,(精神健康保健)點解唔可以有?」
研究精神健康問題多年,每年也為老師和社工提供培訓,黃富強認為現在的老師和社工,無論在意識和技巧上,都肯定比過往更有裝備,形容大家都已像帶著「天線」上班,留意著周遭學生的情緒狀況。他指現在老師和社工很辛苦,在培訓中觀察到他們「焦慮程度奇高」、「眼淚水都唔知流幾多」,他們真心愛惜學生,無奈他們本身的職責和訓練並非處理精神健康問題,要全面和有效地處理始終很困難。
既然裝備提升了,為何現況仍未止血?黃富強坦言自己也想不出答案,最可能的或許是這一代孩子的抗逆力減弱了。從環境因素看,他指疫情期間成長的孩子,曾長期被困在家中,沒機會建立面對壓力、適應生活的能力,而當他們重返校園,面對學業和人際等問題,壓力因而產生。
黃富強認為,重建學生抗逆力刻不容援,他與團隊爬疏文獻,嘗試找出人在精神健康方面的保護因素,得出6個主要向度,並設計問卷測量抗逆力,包括情緒彈性(例:不開心的事情會讓我苦惱很長時間。)、應對能力(例:我自信能有效地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善待自己(例:當我心情不好時,我會更關愛自己。),以及共通人性(例:我盡量把自己的失敗看成人生經歷的一部分。)
上述4項從個人層面出發,其餘2項保護因素則與人際關係相關,包括家庭支援(例:我們可以全家一起克服困難。),以及社交支援(例:我有一個好朋友,無論開心或者不開心,我都可以同他/她分享。)
團隊以此「社會生態情緒抗逆力量表」及「一般精神健康問卷」,在19間中學共2475名中一生中,篩選出320名情緒抗逆力低的學生,當中九成都受到壓力、抑鬱、焦慮困擾,並安排他們接受小組介入。黃富強認為,上述提及的6個向度都是正面的,相比使用精神健康問卷,抗逆力量表可避免從負面角度作篩查,避免出現標籤,也令評估者更知道如何幫助他們改善精神健康,「是從正面角度找出方向,去改善他們的抗逆力。」
黃富強的想法是,學生成長有多個關鍵時刻,包括升中、選科、文憑試等,若能每年為這些學生作篩查,找出當中有需要的學生,立即為他們提供服務,才能適時地幫助他們。他指過往其實有不少出色的精神健康計劃,卻都隨著計劃過去「無錢」而不了了之,認為需要有結構性的轉變,令課題在系統內恆常化地出現,否則只是「ad hoc式」,有錢時多放一點,那年問題嚴重才加一點,是無法解決一直存在的問題。
文:LikHang
「社會生態情緒抗逆力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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