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的想像與現實 率先專訪院長記者：真實的訪問不會像審犯

電影《白日之下》改編自真人真事，結合當年兩間院舍的醜聞。其中葵涌「康橋之家」院長非禮智障院友事件，當年率先獨家專訪涉事院長張建華的，是當時入行僅一年的時任《明報》記者葉真真。在專訪中，對於紙巾上有其精液和事主DNA，張建華說出了「夢遺」這個解釋，葉真真如實寫出之餘，也請教了醫生，醫生的意見是：很牽強。

▍ 電影與現實的距離

「電影還電影，電影的可觀性高很多......」《白日之下》中記者查出院長性侵智障院友事件，律政司撤控後院長主動「踩上門」接受記者訪問。葉真真說，現實時序其實是「調返轉」，律政司撤控的法庭新聞出街後，社會上有很大的迴響，當時負責社會福利新聞的她，從一些渠道取得張建華的電話號碼，便「打鐵趁熱」，約張建華即晚受訪，讓他自己就案件解釋。

電影中余香凝飾演的記者曉琪，面對涉嫌性侵的院長，忍不住直斥其非，要上司勸阻。現實中率先訪問張建華的葉真真，卻說當時「絕對沒有這個狀態」，只是以戰戰兢兢的心態做訪問，心中害怕的，卻是「問漏問題」：「當事人肯跟你做訪問，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可以當面問他。」

「真實的記者，其實是不會像當審犯那樣審那個人......你為什麼會有機會問他問題？是因為你的身份是記者，你不是一個在街邊、見到他很生氣，於是去罵他的一個普通市民。我不是記者、不是在做訪問的話，我可以罵任何人，但我是一個記者的身份。人家為什麼跟你說話？是因為你支筆，無論對方是什麼人，你都要給他說話的機會。」

▍ 轉行不再做記者 仍想保存自己的心為社會付出

即使事過境遷、如今也不再是全職記者，葉真真依然不想講對張建華這個人的感受，「但我覺得很悲傷，一個人地方容許了一個這樣的角色出現......這個世界一定有壞人，但這個地方就是縱容了壞人，讓他去傷害其他人。這是我一直覺得很難接受的一件事。」

當時她與同事都想「做深一點」，不只做「搶眼球」的報道，而是檢視整個院舍的規劃。結果，他們找來1998年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發現殘疾院舍的規劃「停滯20年」，人手要求僅是當年方案的兩成，「不做紮實的數字功夫，你是看不到這些東西的」。

作為記者，葉真真覺得她在這件事上做到的，是帶來了社會的關注和輿論壓力。康橋之家被釘牌，她認為是《明報》同事和其他行家爭取到的，是他們嘗試「將所有事實擺出來」時，社會出現的反應，正是「支筆的力量」的呈現。不過，即使涉事院舍破天荒被釘牌，整個制度的改變，還是沒有發生，「這未必是一個遺憾，但我想，是記者本身的局限。」

如今沒再做全職記者，葉真真沒直接說原因，只說自己是「想在其他地方保存自己的心」。雖然說出不少電影與現實的分別，她卻很認同電影結尾所說：「去到甚麼地方，都可以是記者。」雖然「轉行」了，葉真真說自己在找工作時，仍想做對社會有意義的工作，「可能是很間接、沒有記者的力量這麼大，但是有一個共通點：很想在這個社會裡面，有些付出。」

「我盡了我的責任，當然想改變制度，但是就算那件事不是馬上看到，或者那件事好像一粒石頭扔進水裏面......沒有的，我覺得我盡了本身的責任。」

文：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