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的想像與現實 率先專訪院長記者:真實的訪問不會像審犯

電影《白日之下》改編自真人真事,結合當年兩間院舍的醜聞。其中葵涌「康橋之家」院長非禮智障院友事件,當年率先獨家專訪涉事院長張建華的,是當時入行僅一年的時任《明報》記者葉真真。在專訪中,對於紙巾上有其精液和事主DNA,張建華說出了「夢遺」這個解釋,葉真真如實寫出之餘,也請教了醫生,醫生的意見是:很牽強。

▍ 電影與現實的距離

「電影還電影,電影的可觀性高很多......」《白日之下》中記者查出院長性侵智障院友事件,律政司撤控後院長主動「踩上門」接受記者訪問。葉真真說,現實時序其實是「調返轉」,律政司撤控的法庭新聞出街後,社會上有很大的迴響,當時負責社會福利新聞的她,從一些渠道取得張建華的電話號碼,便「打鐵趁熱」,約張建華即晚受訪,讓他自己就案件解釋。

電影中余香凝飾演的記者曉琪,面對涉嫌性侵的院長,忍不住直斥其非,要上司勸阻。現實中率先訪問張建華的葉真真,卻說當時「絕對沒有這個狀態」,只是以戰戰兢兢的心態做訪問,心中害怕的,卻是「問漏問題」:「當事人肯跟你做訪問,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可以當面問他。」

「真實的記者,其實是不會像當審犯那樣審那個人......你為什麼會有機會問他問題?是因為你的身份是記者,你不是一個在街邊、見到他很生氣,於是去罵他的一個普通市民。我不是記者、不是在做訪問的話,我可以罵任何人,但我是一個記者的身份。人家為什麼跟你說話?是因為你支筆,無論對方是什麼人,你都要給他說話的機會。」

▍ 轉行不再做記者 仍想保存自己的心為社會付出

即使事過境遷、如今也不再是全職記者,葉真真依然不想講對張建華這個人的感受,「但我覺得很悲傷,一個人地方容許了一個這樣的角色出現......這個世界一定有壞人,但這個地方就是縱容了壞人,讓他去傷害其他人。這是我一直覺得很難接受的一件事。」

當時她與同事都想「做深一點」,不只做「搶眼球」的報道,而是檢視整個院舍的規劃。結果,他們找來1998年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發現殘疾院舍的規劃「停滯20年」,人手要求僅是當年方案的兩成,「不做紮實的數字功夫,你是看不到這些東西的」。

作為記者,葉真真覺得她在這件事上做到的,是帶來了社會的關注和輿論壓力。康橋之家被釘牌,她認為是《明報》同事和其他行家爭取到的,是他們嘗試「將所有事實擺出來」時,社會出現的反應,正是「支筆的力量」的呈現。不過,即使涉事院舍破天荒被釘牌,整個制度的改變,還是沒有發生,「這未必是一個遺憾,但我想,是記者本身的局限。」

如今沒再做全職記者,葉真真沒直接說原因,只說自己是「想在其他地方保存自己的心」。雖然說出不少電影與現實的分別,她卻很認同電影結尾所說:「去到甚麼地方,都可以是記者。」雖然「轉行」了,葉真真說自己在找工作時,仍想做對社會有意義的工作,「可能是很間接、沒有記者的力量這麼大,但是有一個共通點:很想在這個社會裡面,有些付出。」

「我盡了我的責任,當然想改變制度,但是就算那件事不是馬上看到,或者那件事好像一粒石頭扔進水裏面......沒有的,我覺得我盡了本身的責任。」

文: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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