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後記：我可以夢想怎樣的未來

看《南韓民主家政課》時，我難免想起自己的「香港民主家政課」。這套紀錄片的導演南雅琅出生於1996年12月18日，當天是首任「民選」總統盧泰愚受審判的日子，他徒名為「民選」，其實仍是全斗煥獨裁軍政府的延伸。

導演的父親大學時是記者，滿腔熱誠要報導主流媒體不會報的事，後來卻「要在體制內改變」，「行政也是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便走入了政府廳做公務員，一做就三十年。他一路轉部門、升職，做過青年政策委員、海洋水產部長，世越號船難時雖曾被內部問責，卻無阻晉升，更入了青瓦臺。導演母親是在一次偶然的訪問結識她老公，很投契便開始交往，即使不同意他加入政府的決定，但還是決定結婚。只是，婚後她辭職照顧雙胞胎時，陷入自我懷疑，覺得老公可以在政府大展拳腳，世界愈來愈大，自己卻留在狹窄的圈子，只因為兩個嬰「有屎痾」就快樂，跟理想愈行愈遠。一個諮商的廣告，卻讓她投入女性主義運動漫長的抗爭，也成為了南雅琅兩姐妹的政治啓蒙。

「民主是我爸、我媽給我最好的禮物。」導演在片中這樣說。可是，當2014年發生世越號海難事故，雅琅爸爸正任海洋水產部長，而且直接負責船難救援，然而全船師生還是罹難了。當時，導演還在補習班預備重考入大學，課上有幾個同學來自出事的中學，每次上堂都傳來哭聲。雅琅心想，為何出面有事，我還要坐在這裡預備考試？她覺得要做點甚麼，就寫了一封信寄給擔任部長的爸爸，大意是「你昔日關心的青年，今日在海中死了。請爸爸不斷自責和愧疚，也希望爸爸二十歲時想做記者的初心，可以在五十歲時重燃。相信爸爸有能力可以打造一個更好的政府。」進了藝術綜合大學後，當同學和應其他大學的學生發表公開宣言，要求朴槿惠問責辭職，雅琅卻無法拿著攝影機去到示威現場光化門，要求青瓦臺入面所有的官員孭起責任。即使明白爸爸有錯，卻無法與他當面對質。

電影有一幕是雅琅跟父母去行山，起初是母親不太敢上坡，父親叫她捉實繩子，後來去到分岔路，兩邊都通向山頂，一條是樓梯山徑，另一條比較多沙石。阿爸問，「兩邊都上到山頂，一邊辛苦啲、快啲，另一邊舒服啲、慢啲，你跟邊個？」而雅琅跟了阿媽，選了較辛苦的那一條路。正如母親得知光州事件的暴力後投入抗爭，當雅琅參與某次世越號的示威，得悉一位公民被水炮車擊中後傷重不治，她也決定不再噤聲。行山不只是隱喻，政治取態也滲透生活的細節，所以在社區「細水長流」的扎根，並不跟勇武的「直接行動」衝突。

雖然阿媽會笑阿爸大學時就只懂揮筆，沒有上過前線掟石，但她始終沒有離婚，甚至沒有減少對他的愛。電影另一幕，是雅琅跟父母在家中客廳傾偈。雅琅問阿爸點睇當下政局，他說「不講政治，公務員要保持中立」，非常官腔。但雅琅聰明地反客為主，請阿爸「訪問」自己，然後機靈地用另一部相機拍下了阿爸問：「Gen Z 是怎樣看待現今的政局？看你的樣子，是不太滿意吧？」調換了角色，阿爸馬上透露一點心跡。我不太記得雅琅答了些甚麼，但很記得阿媽說「自己的世代欠了年輕人這一代」，很愧疚沒能將更好的社會留給他們。她沒有苛責老公，反而覺得自己跟他同樣虧欠了孩子一代。當老公辯解說，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不是一人能夠改變，阿媽卻反駁指，不只是制度問題吧，如果有夠多人願意思考並行動，總不致此。

雅琅上到大學後，開設了性別關注組，和應#MeToo運動，要求學校解僱侵犯學生的教授，而不只是停職三個月了事。她更跟朋友連夜繪出直幡，將這個要求懸在學校宣傳旁邊。曾經拿寄給爸爸的信走到政府廳，想當面問他對世越號的想法，卻無法遞出，不知「幾時可以成為跟爸爸對質的成年人呢？」的雅琅，卻在#MeToo之後，有了這個勇氣。聽她在家中說「高中的我覺得整個世界塌下了，爸爸是教我拍片的人，可是世越號船難中，卻沒能救出學生。」阿爸只是「嗯、嗯、嗯」，但想來也是心很痛吧，當女兒問她有沒有反思時，他也是簡單答「嗯」。

韓國的那一波#MeToo發生在2019年，那時香港烽火連天，性別議題彷彿不太重要。但五年間香港迅速崩壞，反而讓我更看到我城與他鄉故事的相通。盧泰愚被國葬，全斗煥仍未道歉，有許多民眾嚷「我愛朴槿惠」，新上任的尹錫悅甚至在去年突發戒嚴令驚動國際。「我可以夢想怎樣的未來呢？」雅琅的疑問應是不少香港人共有。但正如阿媽說雅琅「有想法卻很少行動」、「好高興孩子有這樣的想法」，只要不停止想像，沒有任何事阻到我們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