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樂祈:向聖靈開放需要咩基礎?

【回應〈福音派教會敬拜靈恩化?〉:追求聖靈同在,不能繞過等候與辨識的功夫】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有一件事人指著說:『看,這是新的!』它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傳一9-10)

▍「人們一般期待從宣講和靈性關顧中獲得的,並非信仰和拯救,只是在危難中的建議和幫助而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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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香港教內有不少朋友都有留意春麗兄接受《低聲道》的專訪,[2]我亦十分認同「你是否對聖靈開放」這個向度,不過請容我在這個議題上略有追問:「你在一個甚麼的基礎對聖靈開放?」我相信,關於聖靈論(Pneumatology)的基礎,並非可有可無。「追求聖靈同在」瞥眼看當然是十分正面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反覆沉澱:聖靈是誰?祂的同在指向甚麼?加爾文的提醒總是鏗鏘有力:「人的心靈和思想是一座『永恆的偶像工廠』。」(基督教要義,1.11.8)不是嗎?撒瑪利亞的術士西門就曾誤解聖靈,雖誠懇「追求聖靈同在」,卻換來彼得斥責「在神面前心懷不正」(徒八9-24)。

先想強調,春麗兄對教會文化的觀察有其道理,我亦認同,今日部分年輕信徒已不再在意「靈唔靈恩」(所謂福音派、靈恩派之爭)的問題;昔日關乎聖靈的能力(power)是甚麼之辯論,他們的確未必願意費神。可是,是否「能力之辯」的消減,就意味我們不再有「偶像化」聖靈之試探?那麼,我們就要探索,對新一代的信徒而言,甚麼是「聖靈同在」,以致他們想追求?現時單是香港的年輕新教徒(初中至畢業工作不超過五年)就有近五萬人,[3]我當然不敢一概而論,但就自己有限的認知,相對「聖靈的能力」,新一代的朋友可能更在意聖靈同在這一宗教經驗帶來的「情感」(feeling)——也是整個信仰群體需要留神的地方。

事實上,新教勢力在歷史成形後,明顯指涉宗教經驗的運動之一,就是敬虔主義(Pietism)。當時歐洲歷經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摧殘,教會的形象一落千丈,人們開始質疑單單強調「教義正確」、「客觀且正統的教會組織」對生命有何益處,轉而著眼信徒要有具體轉變的重生經驗。但是,我們留意到的是,當提倡主觀的經驗,自然有機就有危,這是我們能從往後的教會歷史中可以體察的問題。

春麗兄在受訪中亦提及到美國阿斯伯里大學的復興運動(Asbury Revival)。這讓我想起工作地點與該大學只是一街之隔的阿伯斯里神學院新約學者基納(Craig S. Keener),在當時引用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的事蹟,忠告議論紛紛、心情高漲的輿論要謹慎且耐心分辦聖靈的工作。[4]事實上,受敬虔主義影響的愛德華茲在史稱第一次大覺醒(First Great Awakening, c. 1730-c. 1755)的過程中,就因為體會到人(包括他自己)容易在追求聖靈中迷失、走偏,繼而調整了自己的神學路線和牧養做法,[5]著作《聖靈工作的明顯標記》(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 1741)就是其中一個表表者。愛德華茲不是要否定重生經驗,但他拒絕把所有經驗都和聖靈扯上關係。同樣受敬虔主義影響的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自己就有過雅德門的重生經歷(Aldersgate Day, 24th May 1738),但他後來也明白不能只停留於這種宗教經驗,故十分著重成聖、邁向完全的成長歷程。[6]

那麼,當我們與年輕信徒同行時,有否辨識到「追求聖靈同在」的過程中,是真的以「重生」、「成聖」的生命——就像春麗兄真誠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為嚮往的目標,而非純粹的「情感」經驗?倘若不是,可能我們有意無意追逐的不過是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指向的宗教經驗。其實,被一些人稱為「自由神學之父」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就是成長於敬虔主義的環境,但他之後提倡的宗教經驗,明顯與愛德華茲、衛斯理所教導的不同。這固然與他身處於德意志地區處境有關,無論如何,那怕是後人誤會了他對「情感」的闡釋而理解為主觀的情感,[7]自由神學的發展確實愈來愈指向人的宗教經驗上:「誰想找到神,就必須走進自己心中。」[8]更甚者,這種神學思緒一旦觸碰到一些特殊的格局,可以產生非常惡劣的言行。

當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正式宣戰(一戰)時,一些德國自由派神學家竟以為開戰舉國歡騰的「八月體驗」(Augusterlebnis)某程度是聖靈的顯現。[9]宗教經驗與聖靈同在淪為戰爭合理化的「神聖理由」,難怪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在那時開始懷疑年輕時篤信的自由神學。而在同一段時期,巴特遇上當時德國神學界的異數:反對自己國家參戰的牧者布魯哈德(Christoph Blumhardt, 1842-1919)。對這位路德宗牧者而言,那種把經驗和聖靈彰顯並論的「信仰」敘述,只是宗教主觀主義(religious subjectivism)衍生的東西[10]——有學者認為,巴特與布魯哈德的交流驅使前者終於站在新神學的起點上,也就是《羅馬書釋義》出現的端倪之一。[11]

縱觀而言,宗教主觀主義誠然就是我們需要提防,「偶像工廠」的產品——它的破壞力原來可以十分巨大,甚至可以超出教會內部的範疇(當然視乎教會在一個處境中有多大公共影響力)。這就是為甚麼我要問「人們在一個甚麼的基礎對聖靈開放」的主因。正如田立克(Paul Tillich)論到敬虔主義時,重申它除了經驗,也極為著重聖經神學。[12]因此,追求聖靈同在的行動必然需要受到範疇——這就是我所指的基礎。如果我們輕率追求聖靈,絕對可以使人轉離祂這一位格所指向的耶穌基督,[13]這是教會歷史給我們的借鑒。布魯哈德能「眾人皆醉我獨醒」,證明基督徒對人性不可能沒有過濾和警惕,否則就會過快咬定聖靈「已經」工作,而不會認信祂往往超越並批判我們的心思意念。[14]

因此,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香港教會是否復興,關鍵不在敬拜。春麗兄「音樂比較容易觸動人心」的說法本無問題,但這與增加體驗聖靈同在的可能無關——因為聖靈總是自由的。我們應該對聖靈開放和祈求祂的同在,不代表我們可以馴化(domesticating)祂。[15]「神可能會選擇在復興中採取行動(God might choose to act in the midst of a revival),但我們需要辨識的能力從穀殼中篩出小麥。」[16]愛德華茲對復興磨礱砥礪的詮釋,願我們都能放在心中。除了耐心等候(現代加速世界最不喜歡的屬靈操練之一)、辨識,以致我們真能體會聖靈在生命的工作(包括祂親自吸引人來跟隨基督),[17]教會別無他法。我們仍然有栽種及澆灌的份,然而必須緊記,惟有神使生命成長,人在這方面是無能為力的(林前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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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etrich Bonhoeffer著,莊郁馨譯,《牧養是場冒險:靈性關顧12講》(新北:校園,2013),頁28。

[2]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76163378503035&set=a.111735844945790

[3]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1),頁17。

[4] https://julieroys.com/opinion-what-revival-happening.../...

[5] Michael J. McClymond & Gerald R. McDermott, The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12), p. 519.

[6] 何威達著,《思主所思、行主所行——衛斯理的救恩教牧神學》(香港:德慧,2017),頁51-78;何威達著,《市井宗師衛斯理》(香港:德慧,2022),頁26-40。

[7] Paul Tillich著,尹大貽譯,《基督教思想史》,二版(香港:道風,2004),頁500-507。

[8] Wolfhart Pannenberg著,李秋零譯,《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香港:道風,2010),頁142,註40:Wilhelm Herrmann, Ethik (1901), p. 102。

[9] Simeon Zahl, Pneumatology and Theology of the Cross in the Preaching of Christoph Friedrich Blumhardt: The Holy Spirit Between Wittenberg and Azusa Street (Edinburgh: T. & T. Clark, 2010), p. 141.

[10] Ibid., ref. 144: Gerhard Sauter, Die Theologie des Reiches Gottes beim älteren und jüngeren Blumhardt (Zürich-Stuttgart: Zwingli Verlag, 1962), p. 80.

[11] Bruce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Oxford: Clarendon, 1997), p.124, ref. 115: Christoph Schwöbel, Karl Barth-Martin Rade: Ein Briefwechsel (Gütersloh & München: Gütersloher, 1981), p. 34.

[12] Paul Tillich,《基督教思想史》,頁379。

[13] Brandon Gallaher, “Pneumatology,” in Edward Howells & Mark A. McIntos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ystical Th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20), p. 525.

[14] Simeon Zahl, Pneumatology and Theology of the Cross in the Preaching of Christoph Friedrich Blumhardt, p. 136.

[15] Gordon D. Fee著,思語譯,《保羅神學:聖靈論》(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2017),頁1190。

[16] Michael J. McClymond & Gerald R. McDermott, The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 p. 36.

[17] Ibid., p.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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