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樂祈：聖餐需要界線，但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
「基督徒會嚴肅的進行對話，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說話可能會因個人的傲慢、固執、虛假的自信和攻擊性而受到損害，並淪為社會的謊言。他將永遠承認自己也是一個罪人，因此將在對話中有關自己的部分交予上帝的審判和憐憫。」[1]
德國中部，馬爾堡（Marburg）。城中有一個小山丘，聳立了一座顯赫的城堡。1529年10月，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和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在那裡因未能就聖餐觀（天主教譯作「聖體聖事」）達成共識，不歡而散，此事對往後整個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可謂極為深遠。可見，聖餐觀單是在新教各個派系之間都可以成為爭論不休的原因，更不用說新教群體如何在這個聖禮理解與羅馬天主教、正教的關係。這也許提醒我們，討論聖餐在教會歷史總是敏感的、需要再三謹慎的。
▍ 討論界線牽連者不只聖餐論
如是者，教會關於聖餐論的爭辯不是現代才橫空出世——總有人把較為他們眼中激進的想法與定義不明的「自由神學」扯上關係。關於非信徒領受聖餐的討論，在教會歷史中早已出現過。[2]可以說，在聖餐這個「聖」禮上，信與非信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屬靈的楯檻，從來不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議題。我認為，這可以作為眾人思索楊思言博士謂「與其問『誰人有資格領聖餐』，不如也問『誰人有資格將障礙放在別人腳前，阻撓人到主前呢』」的起點。[3]
作為受造物，教會曾在生命和上主之間擺放過（而且還在擺放中）各種錯誤的障礙，這是不爭的史實；然而，在聖餐的討論中，是否需要因此把鐘擺調至另一種極端，主張否定所有的範疇呢？這方面，除了較為人熟悉的「上帝的臨在」、「紀念主」等向度，我認為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觀點乃「聖餐作為一種審判（judgement）」。我必須強調這只是一個觀點，因為任何意圖說服他者接受一套「正統的」聖餐觀往往是徒勞無功的，諸如一位新教徒希望說服一位天主教徒不要相信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或者西方傳統去向東方傳統闡釋聖餐用的餅不應有酵等等。[4]
那麼，何謂聖餐包涵終末—審判的意義呢？倘若絕罰（excommunication）此一牧靈行動（最理想的情況下）與領受聖餐早於初期教會時期已息息相關，且到今日在不少教會紀律中仍然存在「暫停領受聖餐」的項目，我們似乎有需要考量聖餐與信徒分別為聖歸神——以及延伸出關於聖餐與非信徒朋友——之間的關係。[5]如果真的無人有資格為聖餐設立某種界線（即或這種界線基於教會的受造性而在上帝面前絕非完美），我們可能就需要繼續追問，例如：是否要否定教會執行紀律的任何可能性？會否屏棄了信仰群體存在某些秩序來規範的需要？
▍ 潘寧博對莫特曼認為聖餐「作為公開邀請」有所保留
但是，我不認為教會能全然忽視德國新教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在其著《聖靈大能中的教會：論彌賽亞式教會論》（1975）第5章「在聖靈臨在中的教會」中所提倡的「聖餐應該是一種『公開的邀請』」。聖餐的分歧往往讓教會分裂而非合一的教訓，乃莫氏反思聖餐觀時的出發點之一，[6]是我們需要正視的。
莫氏看來並不完全接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基督宗教神學家之二，即拉納（Karl Rahner, 1904-1984）和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的聖禮觀，因為他認為聖禮無論建基於教會和基督論，都仍然存在排他性的危險，[7]致使聖餐不能向基督的死與復活所指向的和好對象「世界」敞開，[8]及把教會扭曲成為自己而存活的教會，而非聖靈中的教會。[9]因此，在他的釋經中，「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擺設宴席」（賽25:6-8），以至耶穌白白的、出人意表的接待罪人，與他們吃飯（路15:2），都證明主的饗宴不是排他的義人「飯局」，而是尋找失喪之人的盛宴。[10]
我認同教會時常會陷入一種自義、排除異己的試探，但是否代表耶穌與罪人吃飯，等於直指聖餐應該無條件向所有罪人（世上沒有一人不是罪人）開放？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那個幸運被邀請參與喜宴，卻因不穿禮服而被捆起手腳並扔在黑暗（太22:10-13）的無名氏呢？基督改變那些被祂改變名字的人，但不信者卻（暫時）不會接受這個規範，[11]這個應該是我們需要留神之處。
因此，即或莫氏不覺得「為的是紀念我」（路22:19；林前11:24）、「新約」（林前11:23-26）與公開饗宴有衝突，[12]試問非信徒的朋友真的可以認同——或準確點說，「相信」——三一神的工作嗎？畢竟，「相信基督」不意味人就變成義人，相信基督的人仍然是作為罪人（只是被算為義）、不配的人受邀，但他們被要求穿上禮服，好去參與上帝主動為眾人擺設的宴席。宴席固然向善惡者都公開，卻不代表主人對應約者毫無要求——恩典不是廉價的。
也許這解釋了潘寧博（Wolfhart Pannenberg, 1928-2014）何以對前同事、對談夥伴、朋友的莫特曼[13]之聖餐觀有所保留時，表示「那些在耶穌的聖餐中尋求與祂相交的人必須想要（want）這種相交」，[14]又引用了《十二使徒遺訓》九章5節：「除了奉主的名受過浸／洗的人之外，無論甚麼人都不許領受聖餐。」[15]這種意願（willingness）的表態，或者我們可以用「穿上禮服參與宴會」此一舉動來理解。
▍ 聖餐界線不意味「『合資格』基督徒」擁有某些特權
可是，說到這裡，我認為教會應該要從三十年戰爭（1618-1648）後出現的敬虔主義對新教正統主義的批判得到一些啟發：生命應該高於教義；沒有重生的稱義是虛構的（fiction）。[16]如果我們不反對神學不是一種沒有重生的人都能參與的客觀科學，[17]教會當下真正需要的就先是對重生的關注，而不是獨立於生命的純粹聖餐理論。我們不要忘記，《馬太福音》22章喜宴比喻那個不穿禮服而遭趕出的人，也可以意指宗教領袖和對神不忠的信徒。[18]同理，如果聖餐真的與審判相關，保羅要求哥林多信徒在聖餐前應省察自己（林前十一27-34）顯然是向信仰群體說的。就連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論到廉價福音包括「領聖餐而不需要懺罪」之際，[19]亦是批判教內的文化。
是以，我雖贊成聖餐應該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間設立界線（有些教會甚至要求只有已接受浸／洗禮者才能領餐），但這條某程度算是「行政規則」者，不該成為一種迷信、叫人一勞永逸的條文，讓人錯覺以為表面「合資格」的施餐或領餐者之生命必然能在神面前站立得穩。「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3:3）
倘若我們認為聖餐需要有一條「信與不信」的界線，教會必須躬身自省：我們真是相信基督嗎？我們真是已經在聖靈裡重生嗎？我們真的有省察自己的屬靈基礎，以致我們可以在聖餐中正確紀念主（in remembrance of Jesus Christ）及祂與我們所立的約，使我們一再意識到主的臨在和救贖行動嗎？[20]我們的行事為人真的與所蒙的呼召相稱（弗4:1）嗎？還是，我們也不過只是「不信」的一份子？潘寧博說得坦白，信仰和生活有所聯繫的門徒訓練（discipleship）才是參與聖餐的前提（prerequisite）。 [21]
教會可以不完全認同莫特曼的聖餐觀，不過也無需否定他的提醒：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始終是一種持續學習基督的生活風格。[22]復興—更新不可能是紙上談兵的；[23]對教義適當的執著，不可能與生活割裂。任何試圖假扮被聖靈轉化的偽善終會被揭露出來，因為人不可能「自我製造」與主連結才可有的生活風格。[24]
從這個層面來看，聖餐觀未必是重中之重的問題——傳統的貴格會（Quakers）甚至是禁止（prohibit）聖餐的；[25]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迄今仍然不舉行聖餐禮。所以，假若教會群體未能活出一種因基督的犧牲而應有之改變，[26]這條不結果子的枝子只能被剪掉並扔進火裡燒（約15:1-6）；這堆失了味的鹽只能丟在外面，任人踐踏（太5:13）；這種無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雅2:14-26）。
我們就算真要談「聖餐的界線」，必須同時緊記美國神學家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 1946-）之勸勉：蒙神揀選不意味特權，而是責任。[27]何況教會除了要向神負責，亦同時欠了世人的債（羅1:14），必須向世界的論壇反省她的生命及表現，[28]難道我們還未覺悟，自己原來需要認真反省外界對教會行事為人之觀感或反應嗎？要記起主曾對以色列說：「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因此，我必懲罰你們一切的罪孽。」（摩3:2）
注釋：
[1] Karl Rahner, Karl-H. & Boniface Kruger trans.,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VI: Concerning Vatican Council I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9), 1:3.
[2] George Hunsinger, The Eucharist and Ecumenism: Let us Keep the Fea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8), pp. 70-71.
[3] https://www.thevoicehk.com/news/20231114-1
[4] A. Edward Siecienski, Beards, Azymes, and Purgatory: The Other Issues that Divided East and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22).
[5] John D. Zizioulas, The Eucharistic Communion and the World (New York: T&T Clark, 2011), pp. 28-31.
[6] Jürgen Moltmann著，曾念粵、杜海龍譯，《聖靈大能中的教會：論彌賽亞式教會論》（香港：道風，2019），頁299-301。
[7] 同上，頁248-250。拉納提出教會本身就是「救恩的基本聖禮」，巴特則認為基督就是「那聖禮」，或「第一個聖禮」。
[8] 同上，頁302。
[9] 同上，頁253-255。
[10] 同上，頁304-305。
[11] P. J. FitzPatrick, In Breaking of Bread: The Eucharist and Ritu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3), pp. 155-156.
[12] Jürgen Moltmann，《聖靈大能中的教會》，頁307。
[13] Jürgen Moltmann, Steffen Lösel trans.,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Wolfhart Pannenberg,” in Theology Today, Vol. 72, No. 1 (2015), pp. 11-14.
[14] Wolfhart Pannenberg, Geoffrey W. Bromiley trans.,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3 (London & New York: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4), pp. 329-330.
[15] Ibid., p. 327.
[16] Carter Lindberg ed., The Pietist Theologia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Oxford: Blackwell, 2005), p. 6, ref. 46: Martin Schmidt, Pietismus (Stuttgart: Kohlhammer, 1972), p. 14.
[17] Paul Tillich著，尹大貽譯，《基督教思想史》，二版（香港：道風，2005），頁410。
[18] Craig A. Evans,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 Matthe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2), pp. 378-379, ref. 471: D. C. Sim, “The Man without the Wedding Garment,” in Heythrop Journal, Vol. 31 (1990), pp. 165-178.
[19] Dietrich Bonhoeffer著，鄧肇明、古樂人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2013），頁11-13。
[20] Craig A. Evans,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 1-2 Corinthi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5), pp. 98-99.
[21] 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3, p. 330.
[22] Jürgen Moltmann，《聖靈大能中的教會》，頁337-338。
[23] 同上，頁341-342。
[24] 同上，頁353。
[25] Timothy Burdick & Pink Dandelion, “Global Quakerism 1920-2015,” in Stephen W. Angell & Pink Dandeli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Quaker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8), p. 40.
[26] Craig A. Evans,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 1-2 Corinthians, p. 99.
[27] William H. Willimon著，黃杰輝、阮雅瑜譯，《上帝多奇異：韋利蒙論揀選、使命與宣講》（香港：基督教文藝，2017）。
[28] Jürgen Moltmann，《聖靈大能中的教會》，頁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