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冠威導演：電影×信仰
香港電影導演周冠威日前在一個非公開場合分享，自己的信仰經歷與電影是密不可分，近年不同的作品都讓他在信仰上有不少領受。他更表示：「若你問我如何跟信仰相遇，就要問我如何跟電影相遇。」
▍ 《2001太空漫遊》：奉獻一生給電影尋索生命意義
周冠威分享自己不是成長於基督教家庭，家中會拜偶像，有日本教、觀音等。他自言，由童年開始就討厭信仰和宗教，但卻入讀基督教幼稚園、天主教小學、佛教中學，甚至在高中選修宗教科在公開試考佛學。他一直都覺得：「信仰只是求個安慰。」
到中學的時候，周冠威提到自己當時很不喜歡屋企，覺得沒有人生意義，甚至想過了結人生。15歲的他看了《2001太空漫遊》，希望尋找生存的意義，雖然他看完只覺似懂非懂，但感覺到電影大師努力探尋宇宙、世界和生命，彷彿在告訴他：「我的存在意義就是去尋找存在意義。」他便希望將一生奉獻給電影，想透過藝術去尋索生命意義。
▍ 《East of Eden》：神賜電影陪伴 突破家庭關係
直至周冠威入讀演藝學院電影系，他見到歷史上不少歐美的電影大師也是有信仰的，他就問：「我為何這麼自大？如果信仰是那些沒有自信心的人才信的話，為何所有我仰慕的電影大師也是有信仰？」他便開始自覺不要這麼「巴閉」，更慢慢認識信仰。
他坦言，最初返教會是為了追求太太，當時返教會敬拜也沒甚麼感動。他27歲時問神，祂是否存在，表示自己未曾經驗神，想感受到神。那時他腦中突然閃出一齣電影《East of Eden》，講述一個年輕人反叛信仰虔誠的基督徒父親，最後互相和解。那是他生命中第一套看到哭崩的電影，卻又叫他寬恕所討厭的父親和自己的童年。他當刻感受到神告訴他，祂一直都在，是神叫這套電影陪伴他渡過家庭關係上的大突破。「當我求到這麼大的感受時，覺得我不得不信神。」
自小鍾情電影的周冠威，指自己年少時就希望死在片場，覺得人生最後一刻也是為電影奉獻，就是完美的生命。可是信主後，他表示想為神死，雖然電影對於他有很高的價值，但於他而言只是敬拜神的媒介。教會每星期都談及死——主耶穌的死、門徒殉道、成為活祭，全部都「好盡」，「聖經教導是沒有回頭的，當天我不喜歡信仰，是因為（覺得）它們只是求安慰、心靈慰藉，但原來不是。」
▍ 《十年．自焚者》：返教會是為了走進社會
《十年》在2015年上映，周冠威執導了其中的《自焚者》，他透露原本有一句對白，就是戲中有一位宗教領袖在英國領事館外祈禱時說：「我們返教會就是為了上街。」周冠威解釋，信徒返教會其實是為了走出去、進入社會。他指戲中的例子雖然極端，但「全本聖經其實就是這些見證，以死去奉獻的見證。」他指每人的經歷和程度不同，但都應以此為目標。
此外，《十年．自焚者》中並沒有高舉任何一種抗爭形式，有在英國領事館外祈禱的「和理非」，亦有到中聯辦外抗爭的「勇武派」。他解釋鋪陳兩種抗爭手段，這種曖昩，是因內心的謙卑，認為當中有種不肯定，不知神容許甚麼事發生。他接著說，信仰是經得起懷疑，讓人有空間思考，不然就是盲目的宗教、異端。這亦是他不喜歡福音電影的原因，他認為電影是藝術，而非教育電視、一篇講章。
▍ 《幻愛》：神奇妙安排回應社會需要
周冠威執導的《幻愛》在2020年上映，不少人都認為是跟2019年的社運動有關，但他表示劇本其實在2006年就開始寫，他也料不到能回應當時人們的情緒。他提到，《幻愛》講述兩個心靈受創傷的人，嘗試突破去愛對方，卻正正回應香港人在2019年的集體創傷。他更聽過有社工告訴他，有抗爭者深受《幻愛》所鼓勵。而且電影正式上映的前一天，正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日，電影好像有意無意地回應了香港的處境，但周冠威認為：「在不信的人眼中是巧合，在信的人眼中卻是神的安排。」他勉勵，只要我們願意為主擺上，主會有其方式用得著。
▍ 《時代革命》：勇氣來自背後的主
談到周冠威近期最為注目的作品莫過於《時代革命》，他在不同訪問中多次提及：「不是我有勇氣才行出來，而是我行出來才有勇氣」，並強調勇氣是來自天父在他背後。不少人問他，為何不離港才公開電影，為何不考慮家人的安全，他表示希望為兒子做榜樣，他一切的決定是為主，而不是為子女，不是為自己生命。
不過，其實他也有想放棄的時刻。在他拍攝《時代革命》時，吸入催淚彈令他的身體受到影響，衣物上殘留的物質亦影響正在懷孕的太太，那時不少人談及催淚彈的禍害，甚至說會出現畸胎，令他超級擔心，覺得如果拍紀錄片會影響肚中女兒，他會放棄紀錄片，「電影始終是電影，生命才是最重要」，惟太太鼓勵他繼續拍，他才堅持下去。
雖然周冠威沒有選擇離港，但他認為不論去留都沒對錯之分。他提到，有離港的朋友悔疚地向他道歉，但他表示：「做錯的不是你，我們大家都知道是誰做錯，不要將不屬你的責任放在身上。」他指出，若沒有身處海外的港人幫忙發行、聯絡和舉辦放映會，其他地方不會有這麼多人認識《時代革命》這套電影。
「最壞的時代就是最好的時代」，周冠威指現在基督徒身處香港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在太平盛世，大家所作的未必有很大的意義，但在壞的時代只要作很小的事，意義都會彰顯。他鼓勵大家，在愈壞的時代，就愈要積極。
文：K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