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生活踏入第二年，鄭家朗現時仍在等候政治庇護，隨時都有遣返的可能。等候漫長，但更甚的是，當意識到自己再也不能回港，而戰友仍在獄中受苦時的思緒，「好像自己有特權，能逃過苦難。」除此之外，他亦要與愛人、親人離別。

來到英國前，鄭家朗先是到達台灣，以「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居台，但置身陌生的街道，思念、思鄉的痛瞬間浮現，加上在當地難以建立社交網絡，失去情緒支援，人生頓失方向，令他一度陷入抑鬱當中。

▍　被時代拆散 才道別那樣難

被問到最放不下的人和事，鄭家朗沉默片刻，答：「伴侶。」其伴侶因理大暴動案被捕，就在他離港前三日，「是時代把我們拆散。」他說。

就連言語也難以割捨那份留有餘溫的情感。案件保釋候審，伴侶護照遭沒收，他又因案件不能回港，兩人距離漸遠，再也無法互相支持，多番掙扎下，最終決定分開。

基於安全問題，鄭家朗亦與家人斷絕聯絡，關係甚為疏遠，又常念記身陷囹圄的戰友，內疚之情湧現，「我在英國過得頗開心，得到很多朋友、港人組織的幫助。仍在香港的戰友卻不能享受這種特權。」

▍　對信仰存疑 難覓盼望根據

身為基督徒的鄭家朗，仍嘗試在風浪中抓緊信仰。在台灣時曾尋找牧師協助，傾談時嚎哭不止，醫治到某些情緒，但不少疑問仍留於心間：「為何神要容許苦難出現？苦難何時才會完結？」他也讀過聖經，聽過牧師講解苦難，但當置身於苦海，便難以接受苦難的解釋。

談到信仰，鄭家朗一改論政時的滿腔熱血，靜默許久，氣氛變得沉重。他指，基督徒握有盼望的根據，「對神的作工有信心，行善、參與社會時，知道上帝最終會主持公義，那時（社運）仍然有這樣的盼望。」但經歷流亡、低潮，苦難洗刷信仰，當意識到自己難以尋找盼望來源時，他便決定在信仰生活中「唞一唞」。

▍　在歷史中段捉緊僅存的微光

不論流亡、信仰，當中掙扎不斷，為何沒有離棄信仰？「我仍然視自己為基督徒，仍然有一絲希望，相信上帝會作工。」他自小學起成為信徒，中學擔任團契核心成員，參與社運時亦不忘以信徒身份撰文，提醒基督徒在亂世中持守真理，為受壓迫的人發聲。朋友上庭前，他會把手握十架遞上，寓意信仰、祈禱會陪伴對方。

「自己大半部份的人生都和信仰有交疊，比起社運更長，但end up的結果就是這樣。」儘管失去信心，鄭家朗仍會思考、尋找信仰的方向，嘗試尋找合適的教會群體，能接納、了解自己的情緒和經歷，盼重拾信仰。

參與社運與信仰路看似差天共地，但又互相呼應。「人會透過希望，驅動你更願意做某件事，去獲取成功感；但當事情長期耗費你的人力、精力、情緒，卻難以獲得成功感時，就會變得非常辛苦，跟參與社運一樣。」

鄭家朗指，當權者會給予大眾無力感，但希望無權勢者要覺醒並戰勝無力感。「我覺得社運應該要有這種精神，但去接受、理解頗為困難。」他又以蘇聯解體作喻，指當時民眾也不會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如何影響政權最後倒台。

無權勢者的力量微小卻真實。雖置身異地，鄭家朗仍不倦投身政治事務，將生活近九成時間都放在參與港人組織上，尤其是教育倡議的工作。他表示，希望在這場持久戰中，讓下一代繼續承傳香港文化，並願意繼續為共同目標而努力。

文：HY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