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學今天開始陸續「開sem」，在重返校園繼續努力「過三爆四」的同時，你又有沒有曾經想過，為何自己能成為教育制度的「成功者」？百分之百是自己的功勞嗎？一路上幫助你的父母與老師呢？不能完全算是自己養成的天賦與才能呢？還有會不會是你擁有的天賦，碰巧正好受到社會重視與栽培？

提出以上問題的是《正義》的作者、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他在近作《成功的反思》中以「才德至上體制」形容大學招生機制，憑努力和天份勝出的人，往往是托他人之福才能成功，卻被激烈的競爭所掩蓋，在拚搏的泥淖之中看不見他人的功勞，覺得一切都是個人成就，失敗者只能怪自己，這些人愈難學會感激和謙遜。尤有甚者，這種想法更對輸家帶來挫折和羞辱，「正大光明地詆譭輸家」。

沒錯，現在的大學是要考進去，而非世襲或看出身，學術評量測驗也是出於「依據學業能力而非階級或家族權勢來招生」的理想而誕生。然而，桑德爾卻認為，時至今日才德至上制已變成「固化世襲菁英的手段」，非但沒有加速社會流動，反而讓上層階級進一步鞏固了自身優勢，傳給下一代。他引述數據，三分之二的哈佛與史丹佛學生來自收入最高20%的家庭，而來自所得收入最低20%家庭的學生卻不到4%。

教育機會上的貧富懸殊並非美國的專利，香港的情況其實也不遑多讓。本地學者周基利曾分析2011年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普查數據，發現生活於全港最富有一成家庭的青年，入讀大學的比例高達48.2%，而活在貧窮線以下家庭的青年則只有13%，差距足足有3.7倍，更較1991年的1.2倍顯著擴大。這還只是十多年前的情況，近年整體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樂施會去年指出收入最低的住戶收入較疫情前下降34.3%，最高收入的住戶收入則增加10.5%。

即使數據已說明現代版「世襲」的實況，現代人對於才德至上制的信仰仍根深蒂固。桑德爾便認為，現在的才德至上論甚至帶有神學的印記。信徒得救贖是因著行為還是恩典？雖然教父奧古斯丁堅持救贖只能來自神恩，教會的做法卻給「功德」開了後門，這亦成為馬丁路德對羅馬教廷的批判。然而，馬丁路德發起、因反對功德論而起的新教改革，卻弔詭地促成極端才德取向的工作倫理。

「我是蒙揀選的人嗎？我如何確保這份恩典？」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清教徒深受加爾文神學影響，認為救贖完全出自神恩，卻令信徒十分憂慮。於是他們產生一套工作倫理觀：既然神召喚人從事某行業，埋首天職就是救贖的「徵兆」。可是，桑德爾指出，人心理上很難接受神不在意他們所作，於是「徵兆」漸變成「管道」，功德趕走了恩典，自主自為壓過了感恩與謙卑，手段變成了目的。

「幸運者很少以幸運為滿足，他還想知道自己『有權』如此幸運，希望確定自己『配得』好運。」韋伯此言道出內在於人性的軟弱，無論是渴望救贖的基督徒，抑或追求成功的大學生，也許都會有此思考的盲點。願我們在為自己所擁有的感到飄飄然時，能夠提醒自己：這當中實在有幸運的成份。若你是基督徒，則更應相信：這一切都是上主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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