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咁的，最近小薯又化身成孫仔，陪伴街坊覆診、飲茶、逛街。過程中也很巧合地被不同人例如的士司機、店舖老闆、醫院護士誤認成乖孫，然後就需要不斷澄清。其實就算小薯平常落區只是陪伴街坊賣紙皮，每次也會被回收車的南亞裔職員笑問是不是孫仔，甚至最近還多了阿仔、老公的稱呼。不僅如此，就是同工之間也會不時開這種玩笑，彼此稱呼對方為街坊的乖孫。不過這種調侃也不是純粹「抽水」，背後是有意思的，正是大家在時時刻刻勉勵和提醒彼此，社區服侍是要進入街坊的生活圈子，並建立真正、持久的關係。

同工會提醒：「關懷沒有秘笈！」社區關懷如同牧養般，正是一個長時間的委身和投入，對被服侍者持續的承諾和同行。不過以往義工活動卻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一旦落區行動完結後，關懷鄰舍就很難繼續以參與者個人身份延續。比如當時落區認識了的清潔工和拾荒街坊，只要在沒有義工活動舉辦下，參與者就再不會去探訪，逐漸無疾而終。或者大家會不會也發現自己做義工時，往往會比起平常更主動關心周遭較邊緣的群體，反而回到日常生活後就甚少如此？其實這樣的行為模式和「星期日信徒」的特徵是很相似的。為何主日崇拜、團契聚會彷彿有魔力般，會令一些基督徒傾刻間突然敬虔起來，與平日迥然不同？實在是個解不通的迷思。

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上世紀提出劇場理論（Dramaturgical Theory），嘗試用戲劇概念詮釋日常生活不同場景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模式和背後理念。在他眼中，人們生活中有「前台」和「後台」之分。後者是一個讓人能夠完全活出真我，不需因社會期望而自我修飾，或是顧及面子工程的安舒區；而前者則是一個戲劇傾力演出的舞台，人們需要善用面具（印象管理）來適度調節原本的言行舉止，好讓自己的表現在該互動場合中能夠合乎大眾（觀眾）期望，或是成功烙印特定的形象。

高夫曼認為，生活是一個舞台，讓我們每個人在不同的社交場景中也扮演著相應戲份的「演員」（同時是「觀眾」）。作爲表演者，無論是真誠或假意，我們也會很自然在前台突顯出合乎當時劇本期望（特定的社會規範）的舉止和行為，以塑造出符合大眾標準的形象。例如到戲院觀賞電影時，哪怕我們日常多愛說話，在當刻也會盡量顯得安靜，這正是反映我們在前台投入作為「戲院觀眾」的演員和戲份。不過當表演結束後，角色賦予而來的責任感和義務也會隨之淡化，我們便可以再次呈現真實的自我。這也因而使後台的自我未必與前台形象一致。

義工活動一直被認為是關懷鄰舍的主流渠道之一，或許是因為服務對象、關懷形式、時間、地點也預先被悉心安排好了，讓參與者更能夠以目標為本，達至期望。不過從以往經驗可見，不少人實際上只會停留在義工活動舉辦時才會來關心和認識街坊的生活、處境。這種「冇嘢搞就冇人嚟」、「要人搞活動先識郁」的局面，正是反映其實很多義工活動實質上也只是提供一個短暫的「舞台」讓人暫時地、舒暢地扮演關心社區的角色和功能，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當然參與者往往也是很有心志希望與社會上被忽略的群體同行，所以才會主動來成為義工的；而義工落區時，也確實很盡力地履行關心鄰舍的職責，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我們很自然地在過程中這樣做，原因某程度上也是基於「義工」身份的社會規範，在當時場景和時間（亦即前台）賦予了義務，約束我們「應該」要扮演甚麼形象來應對街坊才為之合宜。不過撫心自問，當脫離了一個要求愛心泛濫的氛圍（亦即義工活動完結後），我們還能對這些人維持關懷的心志嗎？還是已經很自然地將關懷鄰舍與日常生活再次抽離？其實這才是社區關懷的核心所在。

社關如是，信仰如是。

我們若然洞悉社區關懷原是一種生活態度，不應局限於特定形式或行為，便自然會思索如何將這個信念生活化，持續實踐在每天不同的經歷當中、鄰舍身上，根本不用被動地等到每次義工活動出隊時才來關心。否則我們所謂的社區服侍，只是建基於義工系統下的「舞台提供」，而不是與鄰舍真正建立的關係。縱使探訪時依舊建立了似乎不錯的溝通，實際上這段情誼是非常脆弱的，因為只要參與者不再是義工，關係就會驟然而逝。最終就只會腐化成動物園式的消費性探訪，或是令人一時自我感覺良好而對鄰舍無益的興奮劑。

回到最初提到的「孫仔」，乖孫這種身份正是代表著要學習擺脫義工、受助者、同工這些角色扮演遊戲的框架，將關心鄰舍的信念更堅實地內化成你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而不是可有可無的志願活動。或許最終我們要連「義工」這種身份觀念也拆除，徹底扭轉其中的心態和文化，將服侍的群體更單純地視為自己的朋友，甚至親人，不再依賴以一個被賦予的角色實踐社區關懷，這種挑戰才是對鄰舍真正的委身服侍吧。

#低聲投稿
【孫仔是怎樣煉成的】
文：陳嘉浩（關懷貧窮學校同工）